人机大战后,人工智能将迎来更多挑战
2017年5月27日,谷歌的围棋程序AlphaGo以3:0的比分,战胜当今等分排名的年轻棋手柯洁。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赛后谷歌宣布AlphaGo从围棋比赛中“退役”,此次人机大战将是AlphaGo参加的较后场赛事,今后研发团队将把精力投入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解决医疗、能源、材料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和挑战。“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出来”
人类已经在次工业革命后,逐步接纳了机器力量超越人类的观念。在那场以“能量”和“动力”为主题的革命中,人们努力将机器应用于社会为人类服务,不再和机器比赛力量和速度,留下来的只是“马力”这种用生物的力量来表示机器威力的词汇而已。但对于新世纪中人工智能成就所达到的新技术革命的巅峰,人们仍然心存疑虑和不安,其中几个主要的担心是:对社会就业的冲击、加剧贫富差距、在军事和商业上的不合理应用、技术失控以及人类地位的边缘化。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诺伯特·维纳就在其名著《人有人的用处》中预测:“自动机的采用会带来失业现象,它同目前的工业萧条甚至30年代的危机相比较,后者只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60多年来,与维纳的预言相反,二战后大规模的失业危机并没有发生,经济总体蓬勃发展,新技术革命反而成为了主要的引擎。
但人们的疑虑并未因新技术革命的成就而消失,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经说过,“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出来”,意思是说实验对科学理论的检验是复杂和曲折的,往往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不能在个较短的时间周期内简单地用经验来证伪理论。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多方面的积因素,例如和平的环境推动了全球化和人口增长,各国通过全球化红利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分工体系,人口增长促进了对工业品、消费品乃至信息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传统和新兴的服务业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口,因此导致维纳的预言还没有应验,但这些积因素是否能直持续下去还是个问号,就此断言维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错误判断还为时尚早。
“通用人工智能”的黑箱
人工智能作为本次新技术革命的巅峰转折点,未来是否能保持上述积因素发挥作用,从而使得类似维纳这样的悲观预言永远不会发生,这是AlphaGo战胜柯洁之后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从人工智能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来看,目前的进展并不以理解并模仿人类这样的生物智能为基础。对于作为生物的人的意识现象,由于神经科学和生理学还不能准确解释,因此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者奉行置之不理的鸵鸟政策,大家把解决各个特定领域的主要问题作为目标,然后在问题解决之后拓展到更多领域,以及放大到更大规模的应用上去。前者般指通用性,难点是机器如何学习,后者指可扩展性,难点是如何解决规模增长后的复杂性,个典型例子就是博弈游戏,从比较简单的棋类游戏开始,然后到西洋跳棋和国际象棋,较终在围棋上完胜人类。
这种工程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两个问题,先是对智能工作原理的机制缺乏原理性解释,使得技术应用的结果无法预测,这种“黑箱”方式难以在很多关键场合应用。其次是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秉承的人文主义精神相悖,这种精神往往体现在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中。
人类独特性的标志不仅是其创造性,而是这种创造性来源于社会和文化传承。AlphaGo的成就说明机器花较短时间就能表现出人类在围棋游戏中的那种创造性,而且事实迟早也会证明机器在金融交易、医学影像识别、基因诊断等领域表现得比人类更好。我们不得不像在工业革命中那样,承认机器在智力领域强于人类,会很快侵入人类自认为是其独有的创新领域。
谷歌显然想让AlphaGo在处理类似围棋这种规模的复杂问题后,扩展到人工智能可以得到商业应用的其他场合,从而将目前受限于特定领域的机器发展为“通用人工智能”。我们可以预测谷歌及其竞争对手未来会在人工智能的商业化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显然不是采取人类这种自然智能的方式,人类解决不同领域问题的能力来源于广泛的团队合作、试错以及对历史知识、经验教训的继承,因此人类智能的广泛通用性来源于其社会性和文化性。人工智能的通用性目前来看还取决于数据和算法,因此它在工程上的界限往往也取决于数据质量和算法进步。
“技术代码”和技术民主化
后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反对技术具有超越历史的抽象本质,他用“技术代码”这个概念来分析技术的社会建构特性,即效率并不是技术的唯标准,而是渗透着社会利益、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他认为技术和现代性密不可分,方面技术是现代性的物质框架,另方面现代性则提供了技术发展的精神依托。因此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技术可以有不同的设计,从而通过不同的技术选择而导向不同的现代性。实现这种技术设计选择的方法是技术民主化,重新塑造技术的本质,而技术民主化的实质是扩大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给缺乏金融、文化和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赋予获得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
如果期望AlphaGo之后的人工智能继续保持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作用,使得这场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化能够造福于人类的绝大多数,那么核心问题是类似于谷歌这样的者能否从全局出发,让各个社会群体拥有参与技术设计和应用的权力,从而使其技术优势能在扩大就业、优化国际分工和金融秩序、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否则,旦全球化红利和服务业发展陷入停滞或者崩溃,很难说维纳的预言未来不会应验。
这种迫切性正如60多年前维纳所说:“时已迟矣,善恶抉择之机已经迫在眉睫。”